環境保護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。近10多年來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、推動科學發展的戰略高度，明確提出要加大環境保護力度，走可持續發展之路，并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，力度不可謂不大。
各地黨政部門對貫徹落實重大決策部署表態也是堅決的。“既要金山銀山，也要綠水青山”寫進了文件講話、貼在了大街小巷，成為人們耳熟能詳的流行語。
然而，在許多地方仍然存在“大氣污染靠風刮、江河污染靠沖刷”的落后狀態，環境狀況日益惡化，大家的感受也越來越差。人們不禁要問，既然上上下下經過這么多年的努力，為什么沒有換來天藍、地綠、水凈，而是陷入越治越差的怪圈？
客觀上講，環境污染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。國際經驗表明，當工業化處于中期時，由于人口迅速膨脹、城市化進度、資源消耗大量增加，不可避免會造成對環境的污染和破壞。比如，自19世紀末期開始到20世紀80年代，歐洲萊茵河就遭受到嚴重污染，大量的工業垃圾和生活污水同時向河里傾瀉，萊茵河一度被稱為“歐洲下水道”、“歐洲公共廁所”，河流中生物物種明顯減少，魚和水生動物大量死亡。
要看到，盡管我國已成為世界大經濟體，但由于發展質量水平不高、核心競爭力不強，我國長期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，承接比較多的是一些高消耗、高污染的產業。更要看到，發達國家一兩百年工業化過程中不同階段出現的環境問題，在我國集中出現。歷史
的環境問題尚未根本解決，新的環境問題接踵而至。在現階段，我國經濟發展的任務十分繁重，發展方式仍然比較粗放，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矛盾十分尖銳。雖然我們也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，但這種轉變不是一朝一夕之功，不可能一蹴而就，需要經歷一個長期艱巨的過程。
發展階段固然不可超越，但發展是不是就搞得污水橫流、臭氣熏天？透析這些年發生的許多環保事件，污染并非都是必然發生的，其中也有不少主觀因素。
一是衡量政績過于看重“GDP”，致使地方不惜“血本”上項目。政績考核指標是一只無形的手，這只手指向哪里，地方的工作便會偏向哪里。考核政績比較看重“GDP”，有的簡單地以“GDP”論英雄。為了“政績”，一些地方不顧自己的能源和產業基礎，盲目拉投資、建工廠，忽略了環境承載能力。另外，在很多地區，一些污染企業還是納稅大戶，甚至是當地的財政支柱，對這些企業“下死手”，無疑會斷了自己的“財路”。對一些地方而言，寧愿舍棄環境和公眾健康，也要保住“烏紗帽”、留住“財神爺”。說到底，就是沒有樹立科學的發展觀和政績觀。
二是環保部門不敢管、管不了，監管職能難以發揮。由于基層環保部門隸屬地方，環保局長不得不聽命于地方。一些地方領導也常常以“挪位置”、“摘帽子”等手段干擾環境執法，致使環保局長“頂得住的站不住，站得住的頂不住”。“不讓項目‘上馬’，我就得‘下馬’”，環保局長也有苦衷。即使一些環保局長敢于挺身而出、嚴格執法，但由于技術落后、手段缺乏等原因，這樣的“小馬”也難以“拉大車”。
三是污染企業違法成本低，手段隱蔽。由于我國現行法律對污染處罰標準偏低，導致許多企業寧愿罰款也不購買使用治污設備，即使買了也當成擺設。遇到執法檢查時就“開機歡迎”，過后就“關機休息”。發生污染事件后，也很少追究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，這就必然會助長不法者“有錢就能擺平一切”的心理。更有一些企業喪失道德底線，有的從別的管道偷排污水，有的在檢測設備上做手腳，有的甚至將污水直接灌入地下。
到底是要經濟發展，還是要碧水藍天？二者能不能兼得，是對各級黨委的重大考驗。我們牢固樹立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、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的理念，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，積極調整經濟結構，推動產業優化升級，著力推進綠色發展、循環發展、低碳發展，從源頭上扭轉環境惡化趨勢，走出一條在發展中保護、在保護中發展的新路子。當前的關鍵，就是要抓住環境保護工作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，盡快推出符合實際、管用的舉措，讓人們看到環境治理實實在在的成效。
各地黨政部門對貫徹落實重大決策部署表態也是堅決的。“既要金山銀山，也要綠水青山”寫進了文件講話、貼在了大街小巷，成為人們耳熟能詳的流行語。
然而，在許多地方仍然存在“大氣污染靠風刮、江河污染靠沖刷”的落后狀態，環境狀況日益惡化，大家的感受也越來越差。人們不禁要問，既然上上下下經過這么多年的努力，為什么沒有換來天藍、地綠、水凈，而是陷入越治越差的怪圈？
客觀上講，環境污染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。國際經驗表明，當工業化處于中期時，由于人口迅速膨脹、城市化進度、資源消耗大量增加，不可避免會造成對環境的污染和破壞。比如，自19世紀末期開始到20世紀80年代，歐洲萊茵河就遭受到嚴重污染，大量的工業垃圾和生活污水同時向河里傾瀉，萊茵河一度被稱為“歐洲下水道”、“歐洲公共廁所”，河流中生物物種明顯減少，魚和水生動物大量死亡。
要看到，盡管我國已成為世界大經濟體，但由于發展質量水平不高、核心競爭力不強，我國長期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，承接比較多的是一些高消耗、高污染的產業。更要看到，發達國家一兩百年工業化過程中不同階段出現的環境問題，在我國集中出現。歷史
的環境問題尚未根本解決，新的環境問題接踵而至。在現階段，我國經濟發展的任務十分繁重，發展方式仍然比較粗放，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矛盾十分尖銳。雖然我們也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，但這種轉變不是一朝一夕之功，不可能一蹴而就，需要經歷一個長期艱巨的過程。
發展階段固然不可超越，但發展是不是就搞得污水橫流、臭氣熏天？透析這些年發生的許多環保事件，污染并非都是必然發生的，其中也有不少主觀因素。
一是衡量政績過于看重“GDP”，致使地方不惜“血本”上項目。政績考核指標是一只無形的手，這只手指向哪里，地方的工作便會偏向哪里。考核政績比較看重“GDP”，有的簡單地以“GDP”論英雄。為了“政績”，一些地方不顧自己的能源和產業基礎，盲目拉投資、建工廠，忽略了環境承載能力。另外，在很多地區，一些污染企業還是納稅大戶，甚至是當地的財政支柱，對這些企業“下死手”，無疑會斷了自己的“財路”。對一些地方而言，寧愿舍棄環境和公眾健康，也要保住“烏紗帽”、留住“財神爺”。說到底，就是沒有樹立科學的發展觀和政績觀。
二是環保部門不敢管、管不了，監管職能難以發揮。由于基層環保部門隸屬地方，環保局長不得不聽命于地方。一些地方領導也常常以“挪位置”、“摘帽子”等手段干擾環境執法，致使環保局長“頂得住的站不住，站得住的頂不住”。“不讓項目‘上馬’，我就得‘下馬’”，環保局長也有苦衷。即使一些環保局長敢于挺身而出、嚴格執法，但由于技術落后、手段缺乏等原因，這樣的“小馬”也難以“拉大車”。
三是污染企業違法成本低，手段隱蔽。由于我國現行法律對污染處罰標準偏低，導致許多企業寧愿罰款也不購買使用治污設備，即使買了也當成擺設。遇到執法檢查時就“開機歡迎”，過后就“關機休息”。發生污染事件后，也很少追究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，這就必然會助長不法者“有錢就能擺平一切”的心理。更有一些企業喪失道德底線，有的從別的管道偷排污水，有的在檢測設備上做手腳，有的甚至將污水直接灌入地下。
到底是要經濟發展，還是要碧水藍天？二者能不能兼得，是對各級黨委的重大考驗。我們牢固樹立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、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的理念，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，積極調整經濟結構，推動產業優化升級，著力推進綠色發展、循環發展、低碳發展，從源頭上扭轉環境惡化趨勢，走出一條在發展中保護、在保護中發展的新路子。當前的關鍵，就是要抓住環境保護工作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，盡快推出符合實際、管用的舉措，讓人們看到環境治理實實在在的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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